汉服的传统审美观与现代审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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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服的审美观存在传统和现代之分吗?也许在没有“剃发易服”之前这种差异并不明显,不存在审美观的传统与现代之分。而在汉服断代三百多年的今天,我们再来看,我们今天所制作出来的汉服已非过去的汉服。大家要问,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实吗?当然。不过我所说的是我们今天对汉服的审美观变味了,制作出来的汉服已经不符合我们汉族先人的文化传统了。更确切的是现代西化的社会环境导致我们的审美观彻底改变了,而对于汉服的审美观也就发生了很大的审美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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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讨汉服的审美观前我们先了解一些与审美观有关的常识及中国社会现代审美观形成的过程。

那什么是审美观呢?简单来说就是对事物的看法。一件事物本没有什么美丑好坏,是美是丑、是好是坏只是由于人们所处的环境、接受的教育和经历的不同而造成了人们内心对一件事物的主观看法不同。如同商品外面的那层包装纸和商品本身无关一样。

审美观不是一成不变,它会随时代的变迁而变迁。不同的时代有不同时代的审美标准与审美价值取向。一个人在不同时期对一件事物的审美观也不同。这就是审美观的时代性。因此,不能把今天当作绝对的,唯一的标准,用今天的标准去衡量以前的一切,凡是符合今天标准的就是好,就是真。审美观不停变化着,但在这变化中却由着一个根本的核心是不变的,那就是美的本质。简单的说是通过你的感知,能让你产生愉悦的心灵振动的东西。汉服很美,汉服的美也是有目共睹的,这个就是美的本质。但是让大家都来穿汉服,大多数人却不能接受,因为大多数人身上的穿着只能受制于眼下的流行趋势。这个就是审美观的变迁和时代性。

审美观的变化实际上是人们内心思想理论体系变化的外在表现。不同的思想理论,导致了不同的好恶标准,也就形成了不同的审美观。根据地域可分为东方和西方,根据时代变迁可分为传统和现代。

地中海的希腊城市联邦和柏拉图、亚里斯多德,造就了西方传统哲学体系,同时也孕育出西方传统审美观。同样我们的孔子、老子和强大的东方专制统制也为我们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东方文明体系和东方的传统审美观。

在16世纪和19世纪,西方社会分别产生了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人们的精神世界和生活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而孕育出现代文明,同时也产生了新的审美观。随着时代和国际形势的变迁,中西方文明的碰撞,最早产生于西方的“现代审美观”也对中国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近代中国受到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从19世纪末叶以来,我们就走上了西化的道路。最初是震于西方的船坚炮利,以后又陆续发现,西方的精神文明也有其独到之处。“五四”时代的先进人物,惑于西方学者们的欧洲中心主义迷雾,误信西方文化为世界文化或人类文化范型,不辨西方有它的民族性,尤其是西方文化心理的民族性或不可推广性;又愤于中国学者们的复古主义暗流,滋生起一股无名的逆反心理,不辨中国文化也有自己的民族性,尤其是中国文化心理的民族性或不容否定性,把文化发展的现代化简单等同于西方化,提出了一些无法实行的主张和绝对理论。

由于看不到文化的民族性,以致使得人们在如何对待中国文化传统,如何接受外来文化方面,都难以提出正确的意见和方案,而肤浅的把西化等同于现代化。这是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难以避免的。随着鸦片战争和五四运动,中国人或被迫或主动吸收了大量的西方文明。近几百年来,西方文化,也就是资本主义文化,垄断了世界。资本主义统一世界市场的形成,把世界上一切国家都或先或后的吸收过去。这影响表现在各个方面。不但在政治经济方面到处都打上了西方的印记,在文学方面也形成了“世界文学”,从文学创作的形势上统一了世界。在科学、技术、哲学、艺术等方面,莫不皆然。

中国从清末叶到现在,中间经历了许多惊涛骇浪,帝国主义、辛亥革命、洪宪窃国、军阀混战、国民党统治、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直到中华人们共和国建立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度,我们西化的程度日趋深入。到了今天,我们的衣食住行,从头到脚,从里到外,试问哪一件没有西化?我们中国固有的东西究竟还留下了多少?我们除了我们的一部分思想感情以外,我们真可以说是“全盘西化”了。包括我们的审美观也全盘西化了。这就是现代中国审美观形成的过程。

由于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知识膨胀,信息的数量和传递速度的爆炸,并配合社会化大生产,一件商品可能由十几个国家生产的零配件组装,并行销到全世界。现在我们的意识形态很大程度上则是受到工业革命后西方现代文明的影响,并随全球一起化的发展,西方社会也接融入大量的东方文明。东西方现在的审美观渐渐趋同。

章子怡是国际公认的美女影星,而好莱坞的大片也为我们津津乐道。当今世界这样的环境也就决定了人类社会整个审美观变得平民化、简单化、赤裸化。更看中于事情的本质,而不是事情的外在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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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服的传统审美观[编辑]

华夏文化是多民族、多地域、多种文化思想的融合,正是这个特点,决定可华夏文化的民族特色,也决定了我国传统审美意识的民族特色。华夏文化的多元结构,形成多样化的审美观念和审美心态,在这种文化的长期熏陶下形成的审美趣味,自然也是多样的。当然,这多样化的审美趣味,又都有其特定的历史和民族的内容,在我国美学史上,表现出华夏民族所特有的文化意识和美学内涵。这一切,只有深入到深层的文化背景中才能得到解释。

中华传统文化大厦,是由材料部件构成的,而作为主体部件,应首推儒、道、佛三家的文化思想。我国数千年传统文化史上,儒、道、佛三家,既是各自独立门户,有不同的学说,但又不断互相融合,长期共存,成为中华文化的主干。他们总结并包容了我国数千年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精华,又影响到我国数千年意识形态的方方面面。如果我们把我国古代的文论、诗论、画论、乐论以及其他种种艺术理论提升到美学的层面上去看,那么我们就更不难发现儒、道、佛三家思想及其学说的融汇,直接渗透到我国古代各个美学领域中,也直接或间接影响我国历代文学艺术的发展。其影响渗透到各个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除文学艺术外,也包括中国人的文化心态、生活习俗、道德行为等诸多方面。这种影响,不仅是过去才有,直到我们讲现代化的今天,其无形的影响依然存在。

我国古代美学,是以儒、道、佛美学思想为主体的多元美学思想融合的整体结构。美学理论丰富多样,具有极大的整体包容性,是一个互融互补的美学系统,并且在审美心理、审美观念、审美趣味各个方面,都具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

就审美意识和趣味而言,我们只谈与汉服文化有密切关系的四点,即审美意识:人文意识和国家民族意识;审美趣味:中正平和的审美趣味——中和之美与素朴天真的审美趣味——自然之美。

华夏文化,就其主要特征而言,可以说是人文主义的,或者说是人本主义的。当然我们这里借用人文主义、人本主义这些词语,是为了表述其以人为中心这一本质特征。至于其具体的内涵则与西方的人文主义、人本主义有很大差异。

中国古代的“人文”概念和“天文”“地理”的概念是同时并存的。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祖先们的早期宇宙观中,把天、地、人看作是整个宇宙的三个组成部分,称之为“三才”。在人们的宏观世界里,天、地、人是三位一体的,而人在其中占有核心的地位,故说“人者,天地之心也。”视人为“天地之心”的观念,强调了人在天地间中心地位,进而论及人文、自然也是以人为中心。

中国古代讲人文是具体的,是人的社会生活的表现。人是社会的人,他不同于一般的动物,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几希!”人也是动物,但不同于禽兽,这本质的区别就在于人的社会性,“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不是抽象的概念,也不是孤立的个体,人的本质是他的社会性。荀子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说:“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群就是社会集体,任何个人都在一定社会集体中生活,受社会集体的制约。我国古代曾有人性善恶的争论,但实质上都是讨论人性善恶的社会本质问题。无论孟子还是荀子,都强调的是后天的教化作用。人类社会是一个大的集体,人类文明是群体智慧的结晶。中国古代的人文意识,正是这样看待“人文”的内涵。所以,无论是“天命”论者,还是“性命”论者,立足点都是以人为本,最终还是为了解决“人事”。看来,人是第一位的、实际的、具体的。人的社会生活,包括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礼法制度、文学艺术,都是人文的范畴。一次,人文意识渗透到我国古代的各个领域,而在文学艺术领域和人们的审美观念中尤为明显。无论在任何领域,它们都表现出人文意识的强烈的社会性。

在华夏民族形成的漫长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深沉的强烈的国家民族意识,这是一种特有的民族感情和具有特定内容的国家观念,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是特定的国家民族所固有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感情,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在我们这个国度里,在血缘氏族的基础上形成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是并存的,“中国”的观念和“中华民族”的观念也是不可分的。我们常常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祖国而自豪,我们也常常以作为炎黄子孙而感到自豪。这里面,蕴含着及其深沉而强烈的国家民族意识。而这种意识又和传统伦理观念交织在一起,形成一条维系国民精神的无形的纽带,使我国各族人民具有爱我中华、爱我祖国的潜在感情。

不容否认,作为华夏文化传统中的国家民族意识,含有许多封建糟粕,诸如封建忠孝观念、大国沙文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等等。但是,这并不排除其中也有许多积极的思想精神因素和优秀的文化传统,诸如爱国主义精神、为国为民献身的精神等等。几千年来,这些精神使得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使得古老的中国在世界史上曾处于文明先导的地位。这就是华夏文化的精华,也是我国古代审美意识的主要内容。对于服饰所体现出的就是这一种服饰所承载的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而这种文化传统代表的是国家民族意识,是有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服饰文化传统及国家民族意识的。汉民族的服饰文化传统不仅体现在服饰的构造、穿着方式,而且体现在服饰的色彩运用、纹饰点缀及服饰礼仪。这些都是具有我们民族特色的,是区别于其他民族及国家的。这里涉及到文化传统,详见笔者《论汉服与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的关系》。

“中和之美”是一个美学术语。在我国古代美学中还没有这个专门的词语。但是,以“中和”为美的思想则早已有之。“中”“和”二字早已出现在我国古代的典籍中。此不赘述。儒家的中庸之道是中和之美的适中精神。无论是美刺讽喻、感情表现抑或是艺术表现形式都要求适中。因为“中和之美”所追求的是和谐的境界,但这种和谐是以适中精神为前提的。而“天地之和”便是中和之美的和谐原则。“天地之和”象征的是人类社会以及个人的生命血气的和谐、协调、均衡。它是以道家的阴阳学说为基础的。阴阳之和便是天地之和,也是以男女结合为核心而组成的社会之和,同时又是人的生命血气之和。天地万物的产生,都是阴阳和合的结果,是中和之气表现出来的生命现象。可以说,这就是从宇宙意识到生命意识的大和谐观。儒家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观念正是这种大和谐、普遍和谐观念的集中表现。在服饰上这种中和之美的观念不仅体现在汉服的裁剪上,同时也体现在汉服整体造型上的色彩运用。

“自然之美”在中国古代美学中,也是为人们所普遍追求的审美趣味。虽然,老、庄哲学是崇尚自然、追求自然之美的代表,但儒学和禅宗,在这一点上亦和老、庄具有共同之处,他们也欣赏自然之美。我国古代的山水诗、山水景物画,都是从自然景物中寻求妙趣,在自然妙趣之中,体现出审美主体精神境界的自由超越和返朴归真的情性特征。所以,追求自然之美,并不是少数士大夫文人或佛门诗僧所独有,而是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审美趣味。追求自然之美的审美趣味,主要表现在提倡天然之美,反对人为雕饰;提倡纯真之美,反对矫情饰性;提倡素朴之美,反对繁采寡情。

这种审美趣味的形成,其深刻的哲学文化渊源就是老庄哲学的“自然之道”。中国文学艺术自觉是在魏晋玄风激荡下发生的,而老庄思想被文学艺术自觉后的艺术家们引为同道。可以说老庄思想开辟了中国的审美之路,是中国艺术之源,给中国而后的审美情趣的发展以深刻影响。

因此,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音乐、绘画以及其他种种造型艺术都要求有自然天成之美,反对人工雕饰,露其斧凿痕迹,这就是我国古代为多数人所欣赏的一种审美趣味。所谓“天衣无缝”、“天然画图”,都是喻其自然天成的自然之美。老庄的“自然”学说主张要顺乎事物的自然本性进而主张任性天真,追求天性之美,摒弃那种热衷以形式技巧雕饰而掩盖内容的空虚和虚伪的作品。老庄的“自然之美”同时还包含有“素朴”的内容。“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在我国古代美学中,许多论者都追求一种素朴之美,也即是自然之美。也就是不假雕饰、不矫情饰性。“复归于朴”是古代诗、书、画各类艺术家们(同时也包括服饰的设计制作者们)所共同追求的美学风格,也是人们所喜嗜的审美趣味。

无论是中正平和,还是自然素朴,强调的都是和谐、自然,实际上也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人合一”的论述及其与汉服的审美关系网友万壑听松已有详细论述,详见《行云流水话汉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汉民族的服饰审美观崇尚纯正素雅,艳丽而不媚俗,朴素而不暗淡,透过这种中和、自然的审美趣味来体现华夏服饰即汉服所承载的文化及其所代表的民族意识。

因此,我们今天在制作设计汉服时应遵循汉服所遵循的服饰审美观即汉民族的服饰审美观。无论裁剪技术、颜色搭配还是纹饰点缀都应以此为原则,体现出中和自然之美。不可过也不能不及。恰到好处可是一件普通的汉服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也可使一件美丽的汉服锦上添花。过与不及都不符合我们民族的审美标准,不能完好的体现出汉服的神韵来。相对而言,不及总比过好。衡量过与不及的标准是人,“以人为本”是华夏审美意识人文意识的体现。所以,汉服的制作设计都应以人为本,服饰生产制作出来最终都是供人穿戴,为人服务的。(当然,如果是作为收藏投资之用的则另当别论。)一切应围绕人展开,以人为中心,为主体,最忌“衣夺人色”。即人家首先看到的是衣而非人,人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的衣服好漂亮!”而不是“你好漂亮!”衣与人主次颠倒,是分离的,而非一体的,这样有失中和,也无自然可言。

如果整件衣服很漂亮,但缺乏内涵,即不能体现出我们汉民族的服饰文化传统,缺乏民族特色,体现不出国家民族意识,那么这件汉服不是一件纯正的汉服,严格的说甚至不算汉服,因为其只是形似而无内涵。

作者:水无痕 二零零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