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念那逝去的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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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由姬姜末裔·巫寫的一篇文章,不屬於漢服百科的一部分。文章的版權屬於作者所有。

原文

独酌微醉 恍惚了残梅

你双眸含泪 把寄寓在杯底的离别点碎

独酌微醉 分明了江水

你是我工笔画中 永远无法勾勒出的

那个谁


以上是我曾经写过的一首名叫《遗落在甲申年的爱情诗》的诗里的几行句子。用一组离别的意象来升华爱情,只是想表达一个意思:在历史上那个特殊的甲申年以及其后的几十年里,任何痴男

怨女才子佳人对红尘恋情的向往都已变成了无力地挣扎与奢望。爱情在那个年头里已经被一场战争砍杀得体无完肤。而且在现在看来,那场残酷的战争过后,一个长时间走在世界前端的民族开始

变得停滞不前甚至跌落到了万劫不复的地步。当更深入地去看时,一个我们不愿意接受但是却让人无法回避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引以自豪的华夏文明的精髓,自那场战争后被逐步蚕食,最

终面目全非。

那究竟是一段怎样的历史,纪录着一个文明不堪回首的痛……
公元1644年,大明崇祯十七年,同时也是大顺永昌元年,大清顺治元年,岁逢甲申。
这一年的北京城换了三个皇帝,并且过程混乱得有些莫名其妙,各种有悖逻辑的事情频繁发生。后来有学者证实当时北京城里爆发的一场鼠疫是造成这一切混乱局面的元凶,但是不管真相是

什么,至少这一年有两件事情是很清楚的:一,明王朝最坚实的根基被农民军撼动。二,清——这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成功地入主了中原。


一个王朝灭亡,另一个王朝崛起,这似乎是历史轮回的规律。于是文明随着朝代的更替延续,于是我们为自己国家的文明是四大古国中唯一没中断过的而沾沾自喜。可是,当我们暂且以一个

平和的心态还原那段历史的真相的时候,就会对自己以前想当然的想法说一句:原来,事实并不是这样。

明末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写道:“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 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在三百六十多年前的那个甲申年里,中国也确实是亡了天下。各种势力的彼此征

战成了历史的主旋律,而清更是盯住了中原这块肥肉,蠢蠢欲动。


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清无疑是一个“胡人”政权,而它的统治者们不但把自己看作是“胡人”而且还是“外国人”,并且这个思想从开国一直延续到满清灭亡。雍正就在他的《大义觉迷录》

中明确地说“朕非中国之人”。慈禧也是赤裸裸地说些诸如“变法利于中国,不利于大清”,关外土地“宁赠友帮,不予家奴”的话来。清末德龄公主在回忆录中写到她的父亲经常告诫她:我们

不是中国人,但却是中国人的主人。日本侵华后溥仪更是摇身一变成了伪满洲国的康德皇帝,宣称:满洲是满洲人的满洲,不是中国人的满洲。正是这个对“中国”认同感极差的政权以帮明朝报

“君父之仇”的名义入关,肆意宣泄着野心,最后竟趁着火稳稳地打了一笔大劫。


在今天,吴三桂为了红颜而冲冠一怒,投降清军,开了山海关的事成了一些影视剧戏说的题材。也许那些怀着轻松的心情观看影视剧的观众并不了解,一个伟大的文明正是从这时开始,成了

被奴役的巨大整体,在其后的二百多年中承受了无情盘剥。


清的统治者是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人,皇太极时改族名为满洲。入关前的他们还处于奴隶制社会,清的统治者们有一种奴隶主天生的敏感嗅觉,他们对怎样奴役一群数量比自己多的人

极富心计。以“胡人”身份入主中原的他们在政权稳固后开始着手一件关系到他们百年基业的大事:消除华夏民众心中“屈尊从卑”的思想。根据以往历代入主中原的“胡人”政权的经验和教

训,消除这种思想的再好不过的办法就是“华夷混一”。而究竟怎么“混一”,换句话说,到底是夷“混”入华,还是华“混”入夷?在反复斟酌中,清选择了后者。他们撕下了崇尚汉文化的面

具开始打压汉人的“文化自豪感”,颁布了“剃发易服”政策。


自古以来汉人皆认为头发受之父母,不可损伤,大都束发。服饰更是传承了千年的飘逸华丽的峨冠博带,而清廷却让汉人除了留下脑后“大小如金钱,粗细如鼠尾”的辫子外把四周头发尽皆

剃去,并脱下他们的民族服饰,换上满人的服装,意图把汉人“胡化”,让他们失去自己的民族记忆,造成一种“同类化”的假象,避免汉人因“华夷之辩”“夷夏大防”引发“亡国之痛”与

“故国之思”,从而保证自己的长久统治。历史上强迫汉人外形上从胡俗的胡人政权不止清一个,但清却是做的最坚决的。他们宣称“金钱鼠尾,乃新朝之雅政;峨冠博带,实亡国之陋规”“剃发

易服,以别顺逆”,并强硬要求人们遵守,威吓“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一人不剃发全家斩,一家不剃全村斩”,剃发令所到之处,激起了汉族人民的强烈抵抗。失去自己的民族尊严,屈

膝于外族的奇耻大辱,让华夏儿女开始了可歌可泣的反抗斗争。一位西方传教士记载说:“士兵和老百姓都拿起武器,为保卫他们的头发拼死斗争,比为皇帝和国家战斗得更英勇,不但把鞑靼人

赶出了他们的城市,还把他们打到钱塘江,赶过了江北,杀死了很多鞑靼人。”


华夏民众并不缺乏血性,然而血性却成了那个腐朽王朝的殉葬品。当时的农民起义军各自为战,几个南明政权还在互相争夺谁是正统,南部中国俨然一盘散沙,而这盘散沙面对的,却是一个如日
中天的封建王朝。冷兵器时代的马与剑可以让一切化为虚无。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事件也仅仅是冰山一角。对于敢反抗的华夏民众,满清始终贯彻着一个字:屠。
屠阴山、屠昆山、屠嘉兴、屠常熟、屠广州、屠赣州、屠湘潭,屠大同、屠四川等等,满清政府甚至勾结荷兰殖民者,攻屠思明州(厦门)义士百姓屠戮殆尽,尸积成山,血流成河……
清代明的战争并不是一场简单的封建社会的改朝换代的战争,其后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具历史资料显示,这场战争过后,中国人口损失近一半……
历史的沉重已经压得我喘不过气,稍微梳理一下神经,重新温习一个熟悉的词汇:华夏。
什么是华夏呢?有人说那是中国的别称,也有人说那是对汉族的前身的称呼。其实皆不尽然。
《左传"定公十年》疏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可见“华夏”是古代中国人民因为认识到自己有一套相对与周遍部落更为规范成熟的礼仪制度和更高的物质文明

后的自称。古人直觉地判断,人类应该在有秩序的制度下依靠自己的劳动生存。同时他们认为“夷入夏则为夏,夏入夷则为夷”换言之就是说如果你遵守华夏的礼仪规范和行为准则那么你就是华

夏之人,而你如果不遵守这些的话就跟蛮夷无异。所以蛮夷抑或是华夏,只是对于是否遵守一套文明规范而言的。这种对天下各个民族一视同仁,不以血统和群体来划分人类高低,而是以文明标

准来划分的特点是罕见的。同时他们认为不管蛮夷还是华夏都是生活在天下之中的,“天子”就是上天委派来管理人类,建立和组织有秩序的社会,建立法律制度来保证各个成员分工合作的,所

以他们有责任让蛮夷归顺华夏,让华夏文明去感化野蛮,而不让野蛮继续存在于蛮夷之中,这种对天下的责任感更是罕见,所以华夏民族在理论上并没有欺压其它民族利益和生存权力的倾向。即

使有华夏个别政权的个别时候有欺压、掠夺其它民族的行为,也从来不是主流,更没有得到过崇拜和赞扬。即使是在本民族生存受到严重危机的时候过分反击的行为,比如冉闵抵抗侵入华夏掠夺

欺压的白种人民族羯族时,杀害了对方无辜的家属,也被深受华夏文明影响的历史学家批评。而白种人君王石勒接受华夏文明的管理方式做出积极贡献,也被华夏历史学家赞扬。当明太祖赶走犯

下屡屡罪行的蒙古人时也没有去想到报复,而是说:“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现在的人们热衷于批评中国传统史观

中的“大汉族主义”,而讽刺的是中国古代社会最缺少的正是“大汉族主义”。)


对比欧洲大国崛起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在国内有一个基督道德体系下的相对和谐的,可以保证社会成员发明劳作的秩序社会的情况下,才使得科技腾飞,国家发展。这与有着儒家道

德体系的华夏理想大同社会多么地相似。在华夏文明的这种精髓指导下的古代中国能领先世界两千年也不足为奇。


然而,任何民族的历史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在那个冷兵器时代,华夏文明太过于早熟。由于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靠近世界最大的产马地且他们的生产活动和军事战斗方式高度一致,所以在那

个科技发达与否决定不了战争胜败的冷兵器时代,他们有了称霸天下的资本。恩格斯说过:游牧民族每一次对文明地区的侵入,在客观上都会造成文明的倒退。华夏文明正是由于地理劣势而反复

的遭受北方游牧民族的侵袭,游牧民族每一次的南下掠夺,都会造成华夏物质文明和人文思想的流失。他们“周期性的侵略,偶然的胜利”,但是就那“偶然”的几次胜利,却对华夏文明造成了

不可估量的毁坏。在蒙古人灭南宋之前,宋朝正处在一个科技大爆发的时代,四大发明中有三项于那时产生。南宋的财富惊人,“岁入”是明朝十倍,清朝两倍。宋朝鼓励工商业,其时工商业税

首次超过农业税占税收比例的70%(下一次超过时已到了清朝末期)。全国相对安定,没有爆发过全国性的农民起义(宋江起义,方腊起义均没有超出一个省的范围)。宋朝除了军事外可以说是

一个彻底的大“盛世”!可是就是这么一个达到中国古代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颠峰的时代,却被蒙古人无情地结束了。众所周知,蒙古人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但实际上这个邪恶的大帝国也

是世界文明的刽子手。在被元朝进行种族压迫和掠夺统治的那一百年里,华夏文明的郁郁生机被摧毁,发明率徒然下降,人文环境被极大破坏。朱元彰建立的明朝赶走蒙古人后,虽然表面上 “日

月重开大宋天”但恰恰忽略了华夏文明重视内部和谐的精髓,在对外敌坚决抗击的同时对国家内部的统治却已摇摇欲坠,在万历援朝战争后“经济大崩溃”,为生计所迫的民众纷纷起义,结成

“流寇”最终冲垮了明王朝的“天命”。


中国史家有一个观念叫做“明清不分家”,认为明清两个朝代的经济政治思想是一脉相传下来的,但实际上这两个朝代的差别何止天壤。


明朝的内部和谐程度乃至科技发明与人文思想的繁荣皆赶不上宋代,但是华夏文明依旧靠着自己强大的生命力传承下来。


明朝的先进与开放,在许多方面居于世界领先水平。知识分子把书院作为抗争的阵地,敢于在朝堂上与皇帝据理力争。各种学术活动遍地开花。当时中国人的思想自由和创造力都极其惊人,民

间和官方已经同时展开对西方科技思想书籍的大规模翻译。当时的王夫之、黄宗羲、顾宪成等思想家的思想锋芒已经达到了“民权”的高度。在人文思想方面更是要求摆脱理学的束缚,重回先秦

孔子的那种“当仁,不让与师”的治学态度上去,这简直可以说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在科技方面,同时出现方以智、李时珍、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五位科学巨人以及朱载堉、李之藻、王

征等众多科学家。中国的科学学科体系已具雏形,与西方相比毫不逊色。明朝,各种技术和原始机器的发明和创新尝试在各个领域不断涌现。在北京保卫战中,明朝军队甚至出动了中国人制造的

“喷火坦克”。在高中的历史课本上我们把林则徐,魏源看成是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其实比他们早两个世纪,徐光启等一大批明朝知识分子已经把视野转向世界,并且认识到中国以后最大的竞争

对手是西方列强。郑和的七下西洋更是让航线一直通向非洲,给他们带来友谊,文明和文化的交流,而不是西方式的杀戮和破坏。


但是,当华夏文明开始复苏,显示出新的活力,很有可能成为近代文明的另一个发源地的时候,满清的介入中断了这个伟大的历史进程,文明再次被野蛮征服,上帝给人类开了又一个玩笑。


现在的电视剧喜欢吹嘘清朝,《百家讲坛》的教授也跟着附和,但是在历史真相下的清朝却是一个该基本被否定的朝代。


“剃发易服”政策在屠杀中成功实行后,中国人的外貌变成了近乎滑稽的“野蛮人”。清初时北京城内的汉人看到朝鲜使节的前明衣冠还会痛哭流涕,可是到清中叶,再见到同样的衣冠,反觉

惊讶,认为自己的剃发垂辫、窄衣紧袖,才是“华夏正宗”。朝鲜使节回去后感叹:汉仪不复在,何日见中华?


一个民族的外在特征从华夏变为蛮夷,其人文思想也被野蛮阉割。清朝统治者用种种高压手段扼杀可能危机到他们一族之私的思想,他们禁止文人士子会盟结社,不准聚众讲学。经过《南山

集》案,胡中藻诗案,雍正“剃头”案,吕留良案等等文字狱后,鲜血淹没了思想,从此文人丧失了李白那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豪气,“著书只为稻梁谋”。诺大的中国出现了“朝无才相,

巷无才偷,泽无才盗”的万马齐喑的局面,以至于龚自珍忍不住大呼: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好一个“重”字,道尽了无奈。


一个乾隆对文化的破坏赶上一百个嬴政,编撰《四库全书》只是个幌子,“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不仅不利于满清的文献被禁毁,连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

都要进行篡改。查缴禁书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禁毁书籍与四库所收书籍一样多。连宋应星的科技著作《天工开物》也因为有碍于愚民而禁毁。大量典籍被

改的面目全非,甚至岳飞《满江红》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也被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既使如此压制人文思想,清朝统治者眼里仍容不下一点变数。

明朝后期,10%的国家军队已经装备火器(只可惜那个历史阶段火器还没发展成决定战争成败的主要因素),而乾隆为了自身政权的稳定,传谕说鸟枪是制胜要器,民间不宜演习多藏,八旗子子

弟的武练也限于骑射。二百年,无谓的轮回,中国从世界上有先进火器的大国直线跌落到只知道大量使用沿用了数千年的弓箭和刀剑戈矛跟装备精良枪械的外国侵略者抗击的骑射之国。八里桥一

战,几百年前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铁骑冲击英法联军,自损三万,杀敌五人……


唐宋以来,造船航运业一直是中国的强项,而清政府为了杜绝那些不肯归附的、继续抵抗的乃至逃亡他国的汉人之患,下令:“沿海省份,应立严禁,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甚至命

令滨海居民迁移内地,结果从辽东至广东的万里海疆,沿海居民被强行内迁三十里,“妇泣婴啼,流民塞路,民死过半,惨不可言”。


明朝的采矿业早已不是星星之火,明朝时不少王公大臣家里已经开始烧煤。而清朝统治者为了让民众老老实实地经营土地,限制商业,不准开矿,说矿场是“各省游手无赖之徒望风而至”的场

所,必然会难辨奸良,成为不安定因素。


现在人们津津乐道的所谓康乾盛世也只是满清的一厢情愿,乾隆时,英国特使眼中的中国“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大部分人全年只有一件衣服穿”,“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

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


遏制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软化一个民族的骨骼,奴化一个民族的心理。华夏文明被满清统治者玩弄于股掌之间,当世界文明向前飞速发展的时候,中国却同文明的社会渐行渐远

了。


到了二十世纪初,人们看到了中国的落后,激愤地把一切责任算在了中华文化上,出现了把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都说成是吃人礼教的极端态度,甚至要求全盘西化。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的落后不

是曾领先了世界两千年的中华文化的错,我们不应该因噎废食,抛弃前人的优秀经验。


然而现在,经过三百多年的扭曲与创伤,华夏文化却如同中断了一般,在我们的视线里无限度的淡化……


就像一篇点击率颇高的网文所说的:“我们懂得民主自由,却忘了伦理纲常,我们拥有音乐神童,却不识角徵宫商,我们能建起高楼大厦,却容不下一块公德牌坊,我们穿着西服革履,却没了自己的

衣裳。”


日本人比我们更擅长于围棋和书法,韩国人的日常礼仪比我们更丰富。我们的文化在哪儿了呢?是东北的二人转吗?是只有区区几十年历史的,完全迎合西方人审美观念的露到大腿根的旗袍

吗?我们民族的审美观念,正在降到历史最低。当今的中国也确实变成了一个胡不胡、洋不洋的中国!


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闭幕式,原本应该是一场中西方文明的碰撞,我们看到了西方文化发源地的希腊人对自己文化的精彩诠释,而在中国的那8分钟里我们又看到了什么呢?琐屑的高跷,暴露

的旗袍女子,刺眼的红灯笼,低俗不堪。那唐诗宋词的衣冠上国呢?那才子佳人的礼仪之帮呢?那雍容华贵的汉唐气度呢?我们看到的只是一场扩大版的庙会,华夏的影子荡然无存。


外在的文化特征消散了,那么内在的呢?一脉相传的人文思想被打断,古人的优秀经验无法被传承,网上又有人在提议让西医全面取替中医和取消龙这个“西方人眼中邪恶的化身”做为中国的

象征。我们习惯了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自己而放弃自己文化里的精髓。


另外,三百年前的侵略者和被侵略者现在都成了一家人,大家没有必要遮遮掩掩,这也是我今天能毫无顾忌地述说历史的前提。南非总统曼德拉说过:“只有尊重事实,历史才能平安过去。”

摊开历史真相给人们看,公道自在人心。历史研究是为现实服务的,我们只有从历史真相中汲取有益的精华,抛开使中国落后的糟粕,才能让社会健康发展。


可惜的是,现在的一部分史学家在故意的掩盖歪曲事实,看《中国通史》的时候就很不理解,为什么说成吉思汗的西征“给中亚人民带来了深痛灾难,基本应该被否定”,对日本的战争是“不

义之战”,可是对中国地区的战争就是“顺应了历史的发展,符合人民的愿望”?放着几千万的种族灭绝视而不见,难道外国人的命值钱而中国同胞的命就贱吗?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
一个民族的历史观、价值观、人生观难道要如此的歪曲下去吗?
如今我们摘掉了抵御侵略者,保护华夏文明和自己人民不受侵害的诸如岳飞,文天祥等人的民族英雄的称号,而去大肆赞扬和崇拜成吉思汗、努尔哈赤之流的刽子手和施琅、尚可喜这样的汉

奸。更是出现了《狼图腾》这样的放弃汲取华夏文明领先世界的经验而把游牧民族对华夏文明的侵犯和对华夏人民的抢掠屠杀说成是可敬的进取精神主张人们学习的书籍。


一个民族一时被野蛮民族征服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她从此习惯了野蛮的思维,丧失了对文明精髓的向往和忘记了追求文明的正确道路。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现在已经懂得了当今的世界是科技水平和社会和谐程度决定国家竞争力的事实。构建和谐社会,提倡八荣八耻,而不是再去强调匹夫之勇一类的“精神原子弹”。一个重新

回复到华夏文明精髓的国家正在逐渐崛起……


一个华夏已经死亡,另一个华夏还在雏形,生活在中间的我们的肩上担负着怎样的历史责任,是每一个中国人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仅以此文,记念那逝去的华夏。


后记:因为版面所限,这篇文章删减了将近一半篇幅。大量论点和资料的删除使本文的一些地方显得有些不自然,但是和原文所要表达的意思是完全一样的:中国的落后并不是中国文化的“原

罪”所致。我们怒其不争是对的,但是不能让“怒”遮蔽了我们的双眼,成为我们看不清真相的借口。曾领先世界的华夏文明有很多精髓值得我们汲取,不能像某些人那样全面否定。那领先世界

的智慧勤劳的华夏先民,也真的应该使我们感到自愧不如,并知耻而后勇。套用JAY的一句歌词:这些老祖宗的辛苦我们一定不能输^_^


(作者:姬姜末裔·巫、 如转载,只需注明:转自青岛大学校刊《青大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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